2014年11月，温氏集团CEO温志芬在公开场合宣布，当年温氏生猪出栏预计达到1200万头。而2013年，该公司生猪出栏则为1013万头。

　　就在去年11月，雏鹰农牧对吉林子公司增资1.5亿元，投产之后，该公司的生猪产能将由目前的360万头提高到760万头。而2010年上市以前，该公司的养猪区域仅限于河南省的局部地区，但上市后利用资本市场雄厚的资本优势，不断扩张养猪版图，先后在吉林、内蒙古和西藏等地区投资了大型养猪项目。

　　也是在去年的11月，牧原股份与河南省滑县人民政府签订《滑县年出栏40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合作协议书》，将建设年出栏40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项目固定资产投资约为人民币3.9亿元，预计五年内全部达产。据悉，牧原股份在河南省邓州市、南阳市卧龙区、唐河县和扶沟县分别建设了年出栏规模为200万头和150万头、30万头和35万头的生猪养殖基地;在湖北省钟祥市、山东省曹县建设年出栏规模为140万头和45万头的生猪养殖基地。如果扩张项目全部达产，牧原股份的产能将超过600万头。至此，牧原股份也开始利用资本优势，走上养猪扩张的道路。

　　还在路上的资本大佬，诸如大北农集团，则计划到2020年在东北三省控养1000万头生猪。

　　都是大手笔，真可谓一山还比一山高。但在行业持续低迷，养殖者看不到行业低谷尽头的当前，资本大佬的极速扩张，真让人心生诧异：他们何以如此?

　　产业化模式利弊共存

　　动则控养生猪上千万头，少则数百万，而他们的养殖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合作养殖、合作建场方式，还有一种自育自繁自养的一体化产业链模式。

　　关于模式的问题，北京青麦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首席生猪分析师陈来华提供的数据显示，雏鹰农牧就是采取的合作养殖和合作建场方式。合作养殖是将自有畜禽交予农户在公司养殖场进行养殖;农户按照公司养殖流程接受饲料供应、防疫、技术指导和封闭管理，但具体养殖方式由养殖户自行决定;养殖周期结束，公司按照农户养殖成果支付农户养殖利润。而合作建场是部分养殖场由农户按照公司要求自行建设后，租赁给公司使用。“牧原股份则采取的是自育自繁自养的一体化产业链模式，公司将饲料加工、生猪育种、种猪扩繁、商品猪饲养等多个环节整合成一个完整产业链，全部自己投资建设完成。”他说。

　　这两种代表性的产业发展模式是当前企业化规模化养猪的主流途径。但陈来华据此置评：雏鹰农牧的“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利于公司发展期抢占地盘，扩大生产规模，但长远看，将会给管理和食品安全带来难度。牧原股份的一体化养殖模式利于产业链的风险控制，食品安全控制，但生产投资额度大，粪便集中堆积可能给周围环境带来压力。

　　不能因为缺肉就降低养殖门槛

　　“一个企业能养千万头猪，的确有能力，但应该考虑和其他的养殖群体合作沟通协调，看市场如何匹配。不然，猪是养出来了，但祸害了其他的养殖群体，还把市场弄坏了。”在去年湖北省荆州市举办的健康养猪大讲堂上，全国畜牧总站总畜牧师石有龙作了上述评述。

　　石有龙称，众多游离资本进入到养猪的行业的确是好事，但需要有序，这将引发未来在生猪养殖组织化程度上的变化。而同时，养殖需要门槛，不能因为缺肉就无序。

　　中国养猪高成本运行长期不可逆转是既定事实。他分析，一方面，目前养猪的饲料成本占到62%~64%，而国内玉米比美国贵40%~60%，甚至达到80%。另一方面，在猪舍的建设方面，需要计算成本，养猪不能光靠技术先进与否，实惠也很最重要。

　　石有龙透露，此前接触到山东当地一个比较先进的现代化猪舍，全部实现了自动化管理。技术升级无可厚非，但这无疑会增加成本，并最终传导至猪价上。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某些企业一味地不计成本地采用先进技术、自动化技术，这种现象并非个案。理性地看，因为资金雄厚，养猪就可以不考虑成本的问题，是一种极为任性的行为。

　　石有龙称，目前解决行业这种无序状况的希望，最终可能会落在组织化程度高的、真正的合作社上，即农民自发成立，不以赢利为目的，但与农民的养猪联系得相当紧密的合作社，可以说是缓解猪价波动的有效主体。

　　针对资本扩张养猪的事实，石有龙评价，国外养猪行业极为罕见有成为资本家的人，但猪肉加工领域却大有人在。而反观国内，资本掘金生猪养殖行业的背后，大多都是行业的资本家、冒险家。但是话又说回来，“以后无论谁养猪，降低成本是未来行业内需要主要突破的问题，入行需要慎重，养猪也需要且行且算计。”石有龙强调。

　　产业资本扩张可能延长行业低谷期

　　目前，资本大肆进军养猪业，大规模扩张呈现无序的状态。湖北省荆州市养猪俱乐部理事长何信龙称，需要警惕的是，这种扩张增加的规模产能，大于目前每年散户退出的市场份额，这是导致养猪行业持续超常规低谷期的重要原因，需要引起政府、社会的共同关注。

　　看不到市场低谷的尽头是目前养猪户的普遍心态，何信龙解释为三个理由：

　　第一是上游饲料的成本。国内饲料成本是美国当地的2倍~3倍，中国的猪肉自然无法和美国的猪肉竞争。而且，随着关税贸易总协定的放开，未来的税点会越来越低，国内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而且，农业产业政策压力尽显，目前农民土地少，多数人种少数地，农产品价格的回归什么时候到来，还是个未知数。如果不能让少数农民种多数地，饲料成本是降不下来的;第二是养殖户自身的问题。养猪效率目前确实是低，如何提升管理效率是一个长期的问题，要使PSY达到20头以上，如果解决不了，将无法生存;第三是下游的屠宰商。养猪户和屠宰商只是一种简单的买卖关系，2014年养猪户平均每头猪亏200元，而屠宰商平均宰一头猪却赚了100元~200元。正常的水平应是屠宰商杀一头猪可赚20元~50元。可现在，屠宰商花两天时间宰一头猪赚200元，而养殖户经过了10个月的养殖却亏了200元，说到底这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需要调整的问题。

　　“生猪养殖是系列的问题，不是完全市场化就能解决的。若完全市场化，有可能出现灾难性的格局，就是大量母猪减少以后，生猪行业生态得以重构。”何信龙说，中国人吃肉的问题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解决不了，必须自己解决，而未来养猪，既要走法国家庭养殖的模式，又要有美国的工厂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