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1日出炉。这份连续第十二年聚焦“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再次揭示中国高层将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用意。同时，也被业界视为官方狠抓“三农”工作的“动员令”和“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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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去年中国GDP增速出现20余年新低，宏观经济“换挡”进入新常态的时候，多位专家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农业发展也面临一系列的新问题。针对此，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将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现代农业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号文件将“围绕建设现代农业，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列为五项主要任务的第一项。

　　为什么如此重视调整和转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孔祥智告诉记者，自2004年以来的前11个一号文件虽然各有侧重，但都基本围绕两个核心内容：一是保障粮食生产；二是保证农民收入。为了实现上述两方面的目标，每年的一号文件几乎都包含两项贯穿始终的基本政策——农业补贴和价格保护。

　　这两项政策促成了过去十余年中国农业发展和粮食“十一连增”，但也同时引发了一系列无法回避的问题。两项基本政策都面临颠覆性的调整。

　　例如价格保护，孔祥智解释说，就是政府对棉花、大豆、糖等农产品长期实施的临时收储政策。每年政府在上述产品产量最大、价格下滑时进行收储，后成为一项固定化的例行动作。“这也导致中国绝大多数农产品价格居高不下，长期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农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孔祥智说。

　　此外，包括粮食直补、良种和农机补贴、农资综合直接补贴等在内的农业补贴，原是为促产业发展，但却因为实际操作难度大，而沦为与承包地面积直接相关的收入补贴。“无论承包地种不种，种什么都能拿到补贴，一方面推高土地流转的价格，另一方面，也无法起到鼓励种粮积极性的目的”。

　　两项基本政策开始出现与新环境“水土不服”的问题，政策的转变也就势在必行了。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程国强也认为，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现代农业”贯穿今年一号文件的始终，是最大的创新点。

　　“从2004年开始，每年的一号文件是一脉相承的，但又根据每年的新挑战，提出一些创新点”。在程国强看来，今年农业领域的新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宏观经济降速换挡之时，农业发展的外部条件和内部动因发生变化。如何保持农业持续增长，挖掘新增长点亟待解决。

　　二是农民种粮积极性难以保护。一边国内农产品价格显着高于国际水平，农产品价格上升遭遇天花板；一边，WTO[微博]将对农产品的价格补贴等视为“黄箱补贴”，要求削减，中国政府对农业的补贴额也面临天花板，于是在目前不断上升的农业成本和两个“天花板”的夹击下，农民种粮积极性如何保护也需要提上议事日程。

　　三是资源环境红灯均已亮起。无论是水资源、耕地资源的匮乏还是化肥、农药的污染，都在如何保证农产品有效供应和质量安全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四是在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农业副业化、农户兼业化、农村劳动力弱质化、农村空心化等问题均亟待解决。

　　在四大新问题浮现之时，中国农业进入新阶段。程国强认为，高层不遗余力地强调转变和调整，实际上就是也是希望引入倒逼机制，使农业能够提质增效、节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