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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医院里的医生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大夫了,你去看病就直接开检验单,然后用仪器给你看病,再给你开方抓药。这仪器虽然“科学”,但实际上仪器看病是用统计学的方式进行分析疾病的,所以医学上普遍都承认误诊率在30%以上。
这误诊的责任通常也会转嫁到仪器身上,如果出了医疗事故通常都是由制药公司来收场,如圈套般的治疗体系让人茫然不觉,有些无奈。
经常有人问我:“现在猪得的都是些什么病呀?”
我笑一笑回答:“精神病!”
有人问我:“现在人医和兽医有什么区别?”
我说:“人医只会看数据病,兽医只会看传染病。”
现在人们特别的聪明,把常见猪病归纳为“五小体、六病毒、七细菌”,然后就组合一些抗生素药物来杀灭和对抗这些病原,以为就是保健了。这种做法无异于人类的灭鼠大计一样,至今也没能把老鼠从地球上除去。
哲学家黑格尔曾说:“存在即合理”。干嘛总这么杀来杀去的呢?每当我看着猪场拼命的将抗生素、疫苗加大剂量使用时都觉得替他们不值。
大部分兽医们治病和防病只知道外感的那些“五小体、六病毒、七细菌”,然后每一个病原建立一个研究项目,对着它钻研,最终就成“钻家”了。前年我去一个猪病的论坛会议上,听到一个专家仍在用18世纪的“科赫法则”论证蓝耳病的机理,即依据临床症状的相似度、病例中相同的病原检出以及接种再感染的方式来论病,其实早在20世纪初“科赫法则”就已经被取消掉了,意义早已不再。
现如今蓝耳病疫苗的种类如此繁多,使用上各执一辞,就不难明白这些无意义的争论其实是源于我们的兽医学更新速度太慢以及商业利益的驱使所然。
“传染疾病温和化,群体疾病慢性化”是现如今猪病的临床特点,诊断疾病更需要我们拥有一个全面观察的思维。“唯传染病”而防治的观念也已逐渐失灵,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兽医临床工作者,动物的内伤问题也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举例说明吧!
问:“高血压、脑血栓传染吗?”你肯定说:“不传染”。
讲个故事,我的爷爷是脑血栓去世的,我爷爷的哥哥也患有脑血栓,我的二伯前年确诊有轻微脑血栓,我父亲现在也特别的害怕这事。你肯定又说:“这东西遗传啊!”那么我告诉你,我们家族到我这一代人兄弟们共七人,莫说是脑血栓了,现在连一个高血压的都没有。你还说遗传病吗?
其实这里有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居住的环境、生活习性等等,30年前我们家族都生活在一个村庄,饮食、饮水、劳作等等都是一样的,甚至我父亲、大伯们的脾气都一样,得一样的疾病就一点不奇怪。现在我们这些兄弟们都在外发展,都有自己的居住地和生活圈,每年小聚一下时都会发现,我们的性格、肤色、谈话语气都大有区别,这些外在的条件因素改变了我们内在身体的体质情况,从而那些所谓的“家族遗传病”也就大大降低了。
猪是群居动物,吃、喝、住都是一样的,各种病症再相似都不足为奇,重要的是你如何去判定这其中哪些是外感,哪些是内伤。我大概有六七年不吃任何动物的内脏了,因为职业的问题,根本吃不下去。近两年来的猪生病,你不难发现有些特别之处,比如不高烧了、不喝水了、药都失灵了,解剖开全是各种脏器的衰竭,如胸腔积水的、肝脏发黑的、肾脏肿大的。二流的兽医还会很单纯的在这些高度受损的脏器上寻找他想要的出血点、溃疡灶等等,然后告诉你这个病是某某病毒、某某细菌,最后再给你开个杀灭这些的细菌或病毒的药,至于结果各安天命而已。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圣雄甘地的那句话:“以眼还眼,只会让这个世界更盲目”。通过这几年人们对疫苗使用的普及,烈性传染病的流行日益减少。虽然2014年整年的行情低迷,但猪场们很少有舍弃疫苗免疫程序的行为,所以2014年疫情方面的控制相对是非常平稳的。再生病时还是建议内外因综合分析,想清楚了再开方下药。
说到内伤,其实就是内脏的损伤,我们祖国中兽医学归纳的非常完善,即“肝、心、脾、肺、肾”这五个系统。在2004年以前猪如果生病了,记得我师父还会提到“潜伏期”的概念,解剖开以后你的确是可以看到明显的一些病变症状的,而现在有些病例你就几乎别想通过解剖来判定。
举个例子吧!一群猪生病了,食欲下降、饮水减少、体温不高、皮肤不变颜色、精神状态还貌似很好,你的诊断靠什么?直觉!绝大部分兽医都是靠这个来看病的。要是确诊不了,他就会解剖一个,解剖以后你肯定会看到这个猪的肝脏不是变黑就是肿大,肾脏不是出血就是变性,内脏器官基本上都是实质性病变。那么你觉得这个病潜伏期是多少时间呢?三天?还是三个月?你要是说三个月,猪场老板肯定质疑你的水平!你要是说三天,扪心自问真的是三天那么简单吗?
如今的饲料毒素、抗生素毒素、水质污染、环境污染、空气质量、运动空间、暴力管理等,这些东西对当代疾病的影响远远大于外感病原,各种毒素的淤积以及内脏器官实质性的损害成为了各种病原伺机侵袭的漏洞,简单点说就是病毒细菌们替我们背了黑锅。
防病治病,先理内伤,再调外感。这也是传统医学“三分治,七分养”的精旨所在。
作者 胡本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