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场和兽医之间偶尔会有一点点误解，甚至还会拌几句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是一方对另一方有很深的敌意或者很深的误解，大多情况下仅仅是同种事件的不同看法和不同估计所引起的。
比如：对待鸡群发生流感这件事上，鸡场主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兽医能给我看好吗？看好后我的鸡的蛋成还能上去吗？”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这样：“如果鸡群看不好，花了很多钱也看不好，就不如不看，我还不如不花钱早点淘掉呢。”另外的意思就是：“如果只是把鸡看好了，不死了，但是鸡群蛋成上不去，只有个四、五成蛋，产的蛋不够料钱，我的鸡迟早还得淘掉，我还不如不看病呢，不花钱呢！”
而对兽医来看恰恰是另外一回事，他会说：“努力先将鸡看好吧，看看能不能控制住鸡群的死亡，如果死亡控制不住，还谈什么蛋成的恢复。鸡都死了，那还有什么鸡蛋！”
这就是一些误解产生的原因，尽管事是一件事，仅仅是双方的看法不一致，兽医也想通过自己的有效劳动挣点钱，养鸡场也希望兽医能解决自己眼下“降蛋死鸡”的危机。对鸡场来说，给人看病可以不计成本，但养个鸡必然考虑成本问题，不值得治时则可以及时淘掉止损。而兽医则只能先用药治治看，不能保证流感一定能治好，而且流感对兽医来说，确定也很不保险能否治好。许多国家都规定发现流感即扑杀，不予治疗。中国的兽医又能有多大的神通。
所以，在疾病的治疗上，兽医与鸡场之间要充分沟通，使得双方尽量能理解对方，并通过双方深入交流，来使对方能相互理解，并选择对应于自己心理的方案，才是减少误解杜绝冲突的好方法。
另外养鸡场也确实有自己的一番道理：比如现在的禽流感饥饿疗法。这种方法简单地说，就是断水断料。这种方法能治禽流感吗？显然不能，但为什么它却大量流行？从河北起家，几年内传了大半年中国？打个比方说，饥饿法给人治疗禽流感，就是到重点监护病房，将一天花好几千元到上万元抢救的病人的输液瓶和氧气瓶子拔掉拉走，可以想见，病人用不了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就会蹬了腿。反过来说，这种方法能治了流感，那全世界的人医还不喜出望外地跑到中国跟兽医学习？饥饿疗法的原产地石家庄，现在还有多少鸡？已经不到鼎盛时期的10%了，石家庄的鸡存栏下降90%的原因有很多，饥饿疗法的贡献也不少。很多养鸡场的鸡一饥饿，就出现大面积的死亡，甚至只能提前淘掉，而这种户一般不会被人记住，但是如果有一户“治疗”成功，这家的事迹就会传很远。实际上大部分真正的严重感染流感的鸡场，只要一搞什么饥饿疗法，准完。而一些感染少或者没有感染的鸡场，做这个也是极大的浪费，饥饿疗法的本质也就是一个强制换羽，其它它什么都不是。
造成饥饿疗法情况流行的原因有多种：一是养殖者不信什么理论或者科学理论，眼见为实。我看到饥饿成功了，我就认为是对的，或者我认为饥饿疗法是对的，那就是对的，中国人的思维一直带有这种直接观察粗加概括而既不深入到自然实质也不深入到精神实质里去研究的特征，这也是我国从根本上不能产生西方科学文明的主要原因之一。二是部分兽医也在随着葫芦打响瓢，听说了甚至是听养鸡户说了饥饿疗法能治禽流感，自己舍科技常识而不用，甚至将此种做法推波助澜式加以推广应用。
　　
　　饥饿疗法存在的另有其深层的原因，这不是鸡场和兽医的问题，一是普通的兽药从根本上不能治疗禽流感，一些用户选择饥饿疗法，是对兽药无能的反击措施之一，“与其用多少兽药也不管用，不如放手饥饿一博，成，我赚了，不成，我也没有损失什么”，另一方面也是兽医在万般无奈之下的投降之举，正如古语称“卖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既然用药也治不了，不如随了养鸡户，自己也顺道有个台阶下。

　　实际上这一点，恰恰暴露了养鸡企业与兽医应对禽流感的共同无奈，也突现了禽流感防控需要养殖企业与兽医需要共同做出更大的突破。

　　第二种情况是，用药时间和用药量的问题。一些慢性病，有大肠杆菌、鼻炎和支原体之类，常常用药时，病就轻一些，不用药时，过一段时间，病又复发，还得用药，有时疾病的反复，会将兽医和鸡场都搞得筋疲力尽，比如鼻炎这个病，怎么用药也控制不好后，最后只能找一些好的疫苗来防疫一下。在此其间，一些鸡场就会嘀咕：这个兽医怎么总让我用药，用了一遍又一遍，而兽医也会抱怨，每次用药，刚用3天，鼻炎刚有减轻，你就让停药，停药没几天，病又上来了，再用药，再用药没4天，你又不用了，越治越难治，最后只能打打苗看看了。这里的情况就是，鸡场看着病好了，鸡的症状下去了，兽医还总想再用药，催着用药，你想挣好多少钱啊，是否不安什么好心啊。而兽医这方面，总会说，这个病缠手，用药要多，时间还要足够长，比一般病要麻烦，刚好应了鸡场的怀疑。双方甚至有时还会拌两句嘴，这些情况的发生，从根本上说，还是兽医与鸡场的交流不足，对鸡病的前因后果给鸡场主的解释不足，所以当个好兽医，不光要自己将病看准，还要及时地与养鸡场沟通，让用户充分了解，只有这样，鸡场才能了解疾病并理解兽医，双方才能减少不必要的猜疑。

　　第三，也是当前最急迫的问题是，随着养殖的转型与养殖规模的扩大，养殖风险和疾控费用也大幅提高，客观上也提高了对兽医的要求，比如降蛋究竟是新城疫引起的还是禽流感引起的，能否确诊，如果不是禽流感，我能否及时地做新城疫苗，如果是禽流感，我需要用那个毒株的疫苗，如果现有疫苗不管事，能否给我做新的疫苗或者给我找到新的疫苗。反过来，随着规模的扩大和各种费用的提高，对养殖场来有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对于一些大型养鸡场和一些大型种禽公司来说，是否配备了一些有实际经验的高学历技术人员，是否为这些人员配备了足够的软件与资金，还是仅仅出了个高工资其它软件没有，仅把高学历人员当作炫耀的资本？看看两场H7N9，就把一些拥有博士、硕士的厂家都打爬在地，就是这种情况。只在硬件上投资，而舍不得在软件上下功夫，对于一些中小型企业也一样，一些思想和观念，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一定要跟着资本的变化转化过来，否则风险太大。你不可想想，一个400万只的鸡场大损失一次，能象一个养300只鸡的小户那样，轻易再养300只那样，轻易地再养400万只鸡，就是有那个钱，一下子需要400万只鸡苗，也没有那么大的孵化厂短时间内能供得上雏。

　　养殖业的主体是谁？当然是鸡场自己，自己的疾控问题，比如禽流感的防控，只靠别人或某些机构，行吗？这二十年的经验早告诉我们，要本不行。但是，鸡场为此进行了大的投入了吗？显然也没有。以这种状态能应对目前的疾病流行形势吗？显然不行。闹H7N9时，一统计损失800亿或1200亿，自己如果能从中拿出一小部分钱，就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企业拿出来了吗？没有。这个行业自己又出了什么招儿呢？一是给禽流感改名，不要再叫禽流感了。二是新闻不要报道了，给某些单位一样，瞒报不报吧。三是为什么消费死人，我们养鸡的不死。这种应对措施能解决问题吗？显然不能，一是不叫禽流感就能解决人们的疑虑了吗？根本不能。二、瞒报不报这种事能放到桌子而上吗？一旦曝光，不信任会更加加剧。三、谁说养鸡的不死，甚至兽医都死人（见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通报）。

　　所以这些不正确的应对必然不能产生正确的效果。从自身做起，及时地了解与防控疾病的风险，及时地与市场和消费者沟通，充分担负起市场主体的主体责任，充分投入软硬件建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中小型的养鸡场也应该从大型企业该做的工作中吸取一定的有益经验和教训，转变观念，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减少一些很不必要的损失，争取了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生存下来，并很好地生存下去，就是对自己的贡献，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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