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速成鸡，再度牵动了中国人有关食品安全问题的心弦。45天出栏，养殖期间用药普遍成为公众议论的焦点。究竟45天的速成鸡能否称得上符合标准？

我们不好说中国的标准，但是在美国，关于这反面却是惊人的。曾有记者采访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人员，得出的结论是“在美国，肉鸡的问题几乎是家喻户晓的”，而在出版物和纪录片方面，美国媒体也是不遗余力的展示出了养殖产业的真实一面，有关方面相关的资料比较有名的就有《寂静的春天》、《快餐王国》以及更早些时候的《屠场》，而最近的例子则有08年，由艾美奖得主罗伯特·肯纳执导、历时3年拍摄的纪录片《食品公司》，以一个个令人震惊的镜头揭露了农业工厂真实的生产方式，直接将养殖业的本貌放置在公众面前。美国的肉鸡生长周期呈越来越短的态势，2000年前后已缩短至35天，比中国还短！

中国的速成鸡放在美国并不会引起太多的怀疑，但放在咱们中国就成了公众讨论的大问题。这跟我们对舆论的引导是分不开的。

从养殖业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现代养鸡业的起源在工业化程度相当高的德国和农业高度现代化的美国。自从有了工业化养殖之后，传统意义上的家禽养殖已经是夕阳行业了。他们无法与工业模式下的大范围养殖——特别是高速养殖——相竞争。也无法满足现代人在肉类需求上的庞大数量。

1950年前，也就是二战刚刚结束之后的世界，全球消费量只有7000万吨，而到了07年，这一数字随着战争后婴儿潮的到来，和生活水平提高所带来的肉类消费需求成长增长到2.7亿吨——翻了三倍还要多。正是因为工业化的禽类养殖开始在西方推行，在这几十年中，家禽在全球肉食消费总量中的比重上升了2倍之多。

这种消费增长的背后，伴随着的是肉鸡的生长速度也在加快。据说在1935年，肉鸡成长到1.3kg的体重需要耗费90天，而到了1986年则仅需45天便能长到 1.8kg。时间再向后推20年，到了2005年，我们根据当时修订的《中国商品肉鸡生产技术规程》可以看到，肉鸡在42天的体重达到2.42kg也是正常的。

但是数据上的“正常”，为何会演变为当下舆论的声势浩大呢？

我们看到，快餐正是禽类在肉类消费中崛起的关键。而在美国，快餐文化崛起之前，禽类消费占肉类消费总量不过18%，而当下，大约占总量的四成以上。在这种庞大消费群之下的则是巨大的商业集团为了稳固消费者而不择手段的扩大舆论的宣传效果。在国内，肯德基麦当劳等速食文化抛开营养不谈，往往又和“至少安全”“好歹卫生”等词连用。在速成鸡事件曝光之后，我们才发现，在舆论的正确引导上，中国媒体显然长期存在着宣传的不足。

至少在肉鸡这件事情上，能看的出来，与美国对比，中国在舆论方面的疏导是完全属于空白状态。早些年，关于工业化养殖的探讨，甚至有很多类似“工业化养殖可以避免散养中食物、水源等不确定因素，是更加健康的养殖方法”的看法。而近年来，国内禽类消费增长了60%，加速膨胀的市场之下，是相关集团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快餐行业为例——多年来肯德基、麦当劳快餐连锁，在广告上砸下血本的宣传，使得洋快餐反而成了“安全、卫生”的代名词。这跟我们开头说的美国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笔者忽然有个想法，中国能出现这样的现象，跟中国为了维护国内食品出口的形象有着很大关系。中国食品出口曾多次在国外受阻，而一旦舆论上的宣传偏向，很可能会导致出口遭遇更大的问题。剩下的当然只是猜测，但显然也并非无本之源。

正是这种舆论宣传上的长期空白，使得问题一旦曝光就会演变成“社会事件”，公众的担忧在前期缺乏有效的疏导，在后期成为阴谋论的土壤。

不可否认，我们在舆论的引导方面有失误的地方，但这不代表我们在食品监管面前可以放松。

在国外，相关食品监管是有着及其严格的程序的。美国规定，在每分钟处理70只鸡的生产线上要有两名检查员，而如果每分钟处理91只鸡，检查员就得有三名。他们会翻动审视每一只从眼前经过的肉鸡，隔一段时间还会从传送带上取下一只鸡送去检验室切片分部位化验检查。而在其他国家，对于肉鸡的抗生素使用和停药天数也是有着明确规定和限制的。而且在欧洲大部分国家，肉鸡和土鸡会被明确标示，也正是在这种公开透明的监管和舆论监督之下，大部分西方国家公众对于肉鸡并没有普遍的抵触。

中国是否有相应的食品检测标准呢？答案是肯定的，但今年以来，舌尖上的中国所迎来的一桌盛宴，明胶、塑化剂等事件的轮番上演，也加重了公众对于速成鸡问题的担忧——相比之过去几年间，市场所暴露出的诸多食品安全问题，速成鸡的检验上是否有存在着漏网之鱼甚至是检测标准的滞后呢？我们不得而知。尽管有不少专家站出来表示，速成鸡的问题上，并不存在安全问题。但是笔者却以为，速成鸡暴露出来的问题，更多的是在安全之外的。

即使速成鸡安全又如何？速成鸡的安全，并不构成政府对公众隐瞒速成鸡培养过程的借口。一只速成鸡，暴露出的是中国在食品监管的公众知情权上的空白。我们有权利知道我们即将吃下肚的食物，是由怎样的环境培养出来的。而不仅仅在于其是否能吃死人。这种权利的渴求是高于食品安全本身的。

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速成鸡问题的话，我们似乎可以从中看到一丝值得欣慰的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公众所追寻和渴求的不再只是“真相”本身，而是得知真相的权利。这本身就是一个国家进步的表现。

速成鸡是木已成舟的事实，那么在这个事实之后，我们所要求的就不该再是“痛定思痛”的“下回注意”了。监管部门能否借助这一个并不完美的问题本身，来进一步推进中国食品安全和信息透明问题的革命和发展呢？公众能否在相关的领域得到更多的知情权呢？而媒体和舆论的监测部门又能否在商业集团的利益面前不失本色的让公众了解产业的真实呢？这是我们未来应该考虑的事情。

    在食品安全上，我们希望，速成鸡只是一个个案；而在信息透明上，我们却但愿，速成鸡能够成为一个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