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叔，您熟悉惠农政策吗?”“怎么不熟悉啊，历朝历代种地都交税，现在不光不交税，国家还给补贴，还是共产党的政策好啊。这不，都专门发的存折，钱直接就给打到折上了。”惠农政策的落实情况，是去年底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检察干警的走访内容之一。走访接近尾声时，一个小女孩不经意的一句话，引起了干警的警觉。

    在与一户农民攀谈时，这家上初中的小女孩看到检察干警手中的资金发放表，突然对家长说，“爸，我帮人填过这样的表。”

    一听这话，细心的检察官顺手拿过女孩的作业本，“字写得真好，怪不得有人找你帮忙，小姑娘，你说的是填的什么表啊?”“领母猪钱的表啊，和你们这个表差不多，我们还帮着按了手印。”一句话，拉大了这位检察官心中的问号。职业的敏感让他预感:这里头一定有问题!但是为了不打草惊蛇，检察官并没有继续追问。

    在车上，检察官们分析后认为，小女孩填的应该是能繁母猪的补贴款发放表。根据网上查询的资料，各地已发生了十几起贪污挪用案件，其他省也有，我们区是否也存在?干警们讨论了一路，侦查思路开始清晰:将这个镇的能繁母猪补贴情况，纳入侦查视线。

    就在检察官走访时，一个“老实人”寝食难安。这个人名叫孙海，是东昌府区沙镇畜牧站站长。

    在邻里和同事看来，孙海算是个老实本分的人，很顾家，还兼做着饲料生意。除了生意上会和人争几句之外，平常不爱多说话。可正是这样一个“老实人”，却背地里做下了不老实的事。

    畜牧站站长除了防疫工作之外，还承担着辖区内能繁母猪补贴的统计发放工作。2007年起，国家为鼓励养殖户的生产积极性，确定每头能繁母猪每年给予50元补贴。从上级通知统计能繁母猪数量开始，孙海作他悄悄算了一笔账：全镇有多少头母猪，上级谁知道?还不是我统计多少就是多少，领的补贴款，只要给实际农户发下去，其他的不就可以“灵活”一下了?

    于是，孙海将真实统计表中一些农户家的“母猪头数”一栏增加了数量，重新抄写了一份。这样，没几天功夫，一本除了数量有差别以外、和真的花名册完全一样的假花名册就问世了。向上级管理部门报的，也正是这本假花名册。这一来二去，孙海凭空虚报出667头母猪，从而，上级也就多下拨了3.3万余元补贴款。

    对农户发放补贴还是得按真表发，这一点，孙海不敢造次。花名册上是需要农户按手印的，孙海就叫来正在上初中的女儿，安排她找了两个要好的同学在假花名册的每个农户领款栏都签上名，按上手印，用来防备检查。最后，还特意嘱咐这几个孩子“一定不能说出去”。上级不知道多发了补贴，群众又没少领到钱，两边都“相安无事”，孙海暗自为自己的“瞒天过海”得意了一番。当然，3.3万余元“补贴款”，就悄悄滚入了孙海的腰包。

    又过了几个月，孙海觉得心里还是不踏实，左思右想后，干脆将真花名册一毁了之。

    检察干警们侦查方向一确定后，难题马上出来了———财政下拨补贴款项和乡镇上报的申请补贴数量，账面是吻合的，突破口在哪?探讨案情时，反贪局侦查科科长李振岭提出:“国家惠农政策是透明的，现在群众的法治意识很强，如果实际养着母猪而没领到补贴，就会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目前风平浪静，说明养殖户没吃亏。那么，问题的关键应该是通过虚增头数获利。”干警们决定悄悄接触养殖户，展开调查。

    为了加强调查的秘密性，在反贪局长石黎明的安排下，干警们将警车换成了普通牌照车。为了不引起村民的注意，检察官有时还把车停在村外，步行进村。需要打听路的时候，一般用探亲访友的名义。干警们笑谈“我们这真是化装侦查了”。

    “你好老乡，我们又来了，这次想问问母猪的补贴到位没有”。有些农户已经见过侦查员了，一见面就有啥说啥。侦查员们一边和群众闲谈，耐心答疑，一边认真记下重要内容。由于有些养殖场的条件有限，许多笔录都是站在砖台边写下的。

    侦查员们根据农户的作息时间特点，调整了工作时间，通常早上六点多就出发，赶在农户下地前到达养殖场、猪圈，而下午通常要到很晚等农户回家才能开始调查。

    随着调查的深入，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对照手头已经调取的补贴表，侦查员们每到一处，都会因为核对出了十几头甚至一头、两头的数字差而欣喜不已。四天多的时间，他们跑遍了该镇102处养殖户的猪圈，收集了110多份证言材料、70多份养殖户个人账目和日常收支记录。

    侦查员很快将嫌疑人彻底击垮了。孙海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悔恨不已，表示积极退缴所获3万余元赃款，请求从宽处理。今年5月底，法院以贪污罪对孙海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宣判后，孙海当庭表示不上诉。

    案件发生后，检察院给辖区内各乡镇、办事处和主管部门发出了《关于整顿惠农资金管理领域违法违纪问题的检察建议》。随后，检察官们一鼓作气，查纠了该区在该补贴领域违规违法动用、截留的33万余元资金，相关人员受到了法律的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