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2016年“两会”湖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新形势下，农业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阶段性的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生猪产业作为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存在结构性矛盾，同样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矛盾。但生猪产业的结构性矛盾有其自身特点，因此推进生猪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对症下药，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路径。本文以问题为导向，在分析生猪产业结构性矛盾的表象特征基础上，剖析结构性矛盾的深层次根源，并提出解决矛盾的具体路径。

1 生猪产业结构性矛盾的表象特征

1.1 价格大幅波动

以浙江省为例，如图1所示，2010年以来，生猪出场价格经历了2次明显波动。2010年5月，生猪出场价格为10.35元/kg，处于相对低点，然后逐步上行，到2011年8月，生猪出场价格为20.45元/kg，达到阶段性高点，累计上涨97.6%;之后震荡下行，到2014年4月，生猪出场价格为10.79元/kg，再次达到相对低点，累计下跌47.2%;2016年5月，生猪出场价格为20.82元/kg，再次达到阶段性高点，累计上涨93%。图1同时表明，生猪价格的变动与生猪主要饲料玉米价格的变动没有必然联系。可见，生猪价格波动频繁且幅度巨大，主要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生猪价格大幅波动，反映出生猪供给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存在较大问题。

1.2 环境严重污染

生猪粪尿排泄物是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一方面，2015年全国生猪存栏量达到45 113万头，出栏量达到70 825万头，粪便产生量超过6亿吨，猪尿产生量相应地更大;另一方面，生猪养殖“低、小、散”现象普遍存在，在养猪大县，几乎村村都有养猪场。生猪粪尿排泄物量多且分散，加之种养配套、农牧结合的生态循环养殖模式推进缓慢，相当多的养殖场没有落实排泄物生态消纳地，小规模养殖场和养殖户设备设施落后，致使生猪排泄物处理和综合利用率很低，造成土壤、水和空气的污染。根据污染源普查动态更新数据[3]，2010年，畜禽养殖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分别达1 148万吨和65万吨，占全国排放总量比例分别为45%和25%，分别占农业源排放量的95%和79%。

1.3 养殖成本偏高

据测算，我国生猪养殖成本比美国高40%左右，每千克增重比欧盟多消耗饲料0.5 kg左右，母猪年提供商品猪比国外先进水平少8～10头。养殖成本偏高，造成猪肉价格偏高，生猪综合竞争力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以2016年6月份为例，全国规模以上生猪定点屠宰企业白条肉平均出厂价格为26.18元/kg，同期猪肉进口平均价格仅为13.20元/kg，约为国内价格的一半，即使加上关税等其他费用，进口猪肉价格优势依然明显。在我国农产品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大背景下，国内外猪肉的巨大价差导致近年来猪肉进口数量不断增加。2016年上半年，我国进口猪肉76.2万吨，同比增加1.4倍，与2015年全年77.8万吨的进口量几乎相等，并且从2015年6月起，我国猪肉单月进口量一直保持2位数的同比增速[4]。

2 生猪产业结构性矛盾的深层次根源——小规模分散化养殖

2014年，我国年出栏量5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比重仅为41.8%，而美国2010年存栏量5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比重为97.1%，存栏量5 000头以上的超大规模养殖比重为61%[5]。与小规模相对应的是生猪养殖分散化，这成为生猪产业结构性矛盾的深层次根源。

2.1 小规模分散化养殖造成生猪价格大幅波动

蛛网模型常用来解释某些生产周期较长的商品(如农产品、畜牧产品)的产量和价格波动情况。相对于价格轴，当需求曲线斜率的绝对值大于、小于或等于供给曲线斜率的绝对值时，分别形成收敛型蛛网、发散型蛛网和封闭型蛛网。

小规模生猪养殖者由于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相对较弱，同时机会主义的动机更为强烈，因而很容易根据上一期的价格来预期下一期的价格，并以此决定生猪饲养量。生猪价格越是上涨，越是加大生猪饲养量;生猪价格越是下跌，越是减少生猪饲养量，即相对于价格轴而言，小规模生猪养殖者的供给曲线斜率的绝对值通常较大。而规模养殖者由于能够掌握较多的市场信息，并且能够利用专业知识和经验处理信息，因而会在上一期价格基础上修正自己的预期价格，并以此决定生猪饲养量，即相对于价格轴而言，规模生猪养殖者的供给曲线斜率的绝对值通常较小。

市场上生猪供给曲线由小规模生猪养殖者和规模生猪养殖者共同决定。假定市场需求曲线斜率的绝对值一定，规模养殖比重越低，则供给曲线斜率的绝对值越大，从而出现需求曲线斜率的绝对值小于供给曲线斜率的绝对值，形成发散型蛛网，价格波动幅度倾向于扩大。反之，规模养殖比重越高，则形成收敛型蛛网，价格波动幅度倾向于缩小。中、美国两国的统计数据证明了养殖规模化程度和生猪价格周期逐渐拉长、价格最大波幅收窄趋势的一致。

2.2 小规模分散化养殖造成环境严重污染

不言而喻，生猪排泄物污染治理增加了养殖者的成本，如果没有政府的严格监管，养殖者一定会想方设法逃避治污成本。由于政府监管力量有限，面对成千上万的小规模分散化生猪养殖者，政府无暇顾及。如笔者调查的全国生猪调出大县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2014年生猪饲养量为197.9万头，生猪养殖场(户)11 205家(户)，而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管人员不足10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能选择大型养猪场进行重点监管，对于小规模养殖场的监管大多流于形式，因而绝大多数小规模养殖场没有任何污染治理措施。即使少部分养殖场(户)设计了农牧结合的污染治理模式，但受农作物品种和季节的限制，只能间歇性地消纳猪粪尿，而生猪养殖是连续性的，导致一年中总有部分时间猪粪尿无法处理。同时，分散养殖，养猪场遍地开花，带来了大面积的污染。

2.3 小规模分散化养殖造成养殖成本偏高

关于生猪养殖规模与养殖成本的关系，国内学者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李桦等[7]利用2000—2003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数据研究的结论是，生猪生产成本大规模养殖方式最高，中等规模养殖方式次之，小规模养殖方式最低。吴敬学等[8]利用2000—2010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数据的研究结论是，中小规模养殖相对于大规模养殖具有一定的成本效益优势。然而，郜亮亮等利用2012—2014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数据研究的结论是，规模养殖比散养模式的总成本低;同是规模养殖模式条件下，每头猪的生产总成本随养殖规模增加而下降;规模养殖与散养模式间、不同规模养殖间的总成本差距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大。可见，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各不相同。从现实观察，如果说10年前小规模养殖户拥有家庭兼业劳动形成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投喂较多青粗饲料形成的饲料成本优势、猪粪尿排泄物直排节省的治污成本的话，那么当今这些成本优势几乎都不存在。相反，在类似于浙江省实施最严格的“五水共治”(指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生态环境治理的地区，小规模养殖户平均每头猪承担的污染治理成本之高，已经让这些养殖户因无法生存而转产。

3 生猪产业结构性矛盾的解决路径

解决生猪产业的结构性矛盾，应该着眼于更好地满足人民肉食产品的需要，更好地促进生猪产业绿色有序发展，更好地提高养殖者的收入水平。

3.1 优化区域布局，实现适度承载

前几年，很多地方根据生态、生产、生活需要，划分了生猪禁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现在关键是要按照区划，严格整治和规范。禁养区内，规模养猪场(户)一律关停，真正做到禁止养殖，切实保护水源头地区、居住区、风景名胜区、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环境。限养区和适养区内，根据消纳条件和环境容量，按照适度承载的原则，确定最大存栏量和最大出栏量，明确每一具体区域允许有几家养殖场，每家养殖场的存栏量和出栏量上限是多少，实现养殖区域、养殖场家数和养殖总量“三控制”，限制“低、小、散”养殖方式。严禁村庄内养殖，村庄外指定区域的养殖场必须采用农牧结合或工业净化方式实现达标排放。

3.2 提高准入门槛，引导规模经营

关于生猪养殖规模，现在形成的共识是适度规模经营，但年出栏量多少算适度规模，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一些学者提出了参考数据，如吴林海等[10]认为，在养殖户不承担环境污染治理成本时，生猪年出栏量在600～800头之间为宜;当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全部内部化时，最佳养殖规模为小规模，即生猪年出栏量在31～35头之间为宜。吴敬学等[8]认为，要大力发展中小规模养殖，增强其在生猪生产中的主体地位;适度发展大规模养殖。潘志峰等认为，当前湖北和江西两省生猪养殖户的最优养殖规模为半年出栏量840头，即大规模为最优养殖规模。显然，这些研究结论因为差异较大，还是不能给实际工作提供一个有效的参照标准。笔者对浙江几个全国生猪调出大县的调查表明，在严格的生态环境治理背景下，综合考虑养殖场的成本和政府的监管成本，中小规模养殖场基本没有生存空间，留存下来的养殖场年出栏量大部分在5 000头以上，年出栏量10 000头以上的也为数不少。因此，笔者认为引导规模经营，政府只需科学制定准入门槛，在养殖区域、养殖场家数和养殖总量“三控制”下，由市场去选择每家养殖场具体的养殖规模。准入门槛包括配备畜禽栏舍智能化控温、喂料、性能测定和防疫消毒、畜禽排泄物处理以及生态环境在线监测系统等设施设备和相应的管理人员。

3.3 移栏入园，实现集约化生产

由于准入门槛的设置，中小规模养殖场独自生产时平均每头生猪分担的固定成本太高，难以生存，而市场需要保持一定量的生猪供应，农民需要通过发展生猪养殖业增收，解决的办法就是建设养殖园区，引导中小养殖场移栏入园，实现集约化生产，通过共享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基础设施以及相关专业管理人员，降低生产成本，减少环境污染。据笔者调查，在浙江地区，养殖园区建设的主要模式有“村社联建、按股入托、认建认养”、“村建租用”、“招商建造，租用饲养”、“以资金或养殖权入股的股份制”等模式。

3.4 推进资源循环利用，实现生态化养殖

资源循环利用的方式有多种，应根据农田消纳条件、养殖场规模、区域养殖总量等具体情况进行选择。对于有配套生态消纳用地的养殖场和养殖园区，可以建立“沼气池-沼液池-管道-施肥”的排泄物循环利用系统，实现生猪排泄物就近自我消纳和综合利用，形成“猪-沼-作物”生态平衡的农业生态循环。对于大型养殖场，由于排泄物量大，可以采用工业化处理、资源循环利用的方式，对沼液采用膜分离技术等方式处理，透过液作为循环用水，浓缩沼液作为液体有机肥;生猪干清粪则通过生物发酵后制成固体有机肥。对于养殖总量较大的区域，可以建立区域范围内的“猪粪收集-沼气发电-有机肥生产-种植业”生态大循环，对全区养殖场和养殖园区的猪粪统一收集，用于发电和生产有机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