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畜牧总经理等涉嫌违规卖矿等先后落马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发布日期：2011-02-28  发布者：晓天  共阅1603次

　　改制前夜，一个畜牧业大省的领军国企沦为“空壳”，继而瘫痪。国有资产“一女二嫁”，主管企业“两个团队”、“两套公章”，各自为政，互不承认……跌宕起伏甚至有些荒诞的故事背后，是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与国企改革的迷途。

　　“河南畜牧”迷局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勇 ●李姗姗|河南报道

　　对于河南省畜牧局原局长谢振生而言，这或许是人生中最为难过的一个春节。

　　2011年2月3日，谢振生在监狱中迎来了新年的钟声。2010年12月18日，谢因受贿在河南省信阳市中院领刑14年。而此前，河南省畜牧局下属的河南省畜牧业发展总公司(下称“河南畜牧”)总经理朱鸿宾一干人等已先后“落马”。

　　但一切才刚刚开始。

　　祸起卖矿

　　2001年至2009年，谢振生任河南省畜牧局党组书记、局长。法院最终认定，谢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提拔重用、晋职晋级、调整工作岗位等方面提供帮助，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316.6万元、美金2.7万元。

　　《中国经济周刊》调查发现，朱鸿宾正是谢振生力排众议提拔、重用的“骨干力量”。早在2005年7月22日，《河南日报》即通过内参揭露朱鸿宾的违法行为。2009年2月，朱鸿宾进入了检察机关的视线；2月17日，受河南省检察院指派，侦办此案的济源市检察院将朱缉拿归案。2010年11月19日，济源市法院认定，朱构成挪用公款罪、贪污罪，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

　　谢振生主政期间，河南省畜牧局及所属企业多人入狱。除已经领刑的谢、朱二人外，还有河南畜牧财务部经理、出纳刘红瑾，河南畜牧下属新密市一五四煤矿(下称“一五四煤矿”)原矿长王国志、主管会计王和卿、出纳朱江云、员工赵庆香等人。另有多人涉案被查。

　　铁幕之后，令人惊诧的隐秘故事一一呈现。

　　“我们在抓朱鸿宾的时候，上海市公安局也在抓他。”济源市检察院的一位检察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其时，为了躲避上海警方的抓捕，朱隐匿于宾馆，且频繁更换住所与电话号码。河南检察机关将其拘捕时，发现其手机卡竟有9张之多……

　　一个畜牧业大省的国企高管何以如此落魄？

　　原来，早在2007年，朱鸿宾便导演了一出闹剧。是年5月，朱以一五四煤矿“改制”为由，将一五四煤矿的70%股权卖与上海商人应华清，作价650万元。河南畜牧同年5至6月份账目显示，应华清支付了285万元。

　　“卖什么矿？他就是骗钱！”2011年2月10日，应华清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朱鸿宾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前后共诈骗其485万元。2009年初，应以合同诈骗将朱诉至上海市公安局。相关司法文书显示，2009年1月16日，朱鸿宾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上海市金山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富有戏剧性的是，河南方面抓捕朱鸿宾却与一五四煤矿无关。河南畜牧下属的另一家煤矿——平顶山市顺利煤矿(下称“顺利煤矿”)是朱鸿宾的“麦城”。

　　2005年春，河南省裕隆置业有限公司(下称“裕隆置业”)董事长陈庆行意欲承包顺利煤矿，遂结缘于朱鸿宾。同年4月1日，裕隆置业以年承包费380万元的价格与河南畜牧签订承包合同，并缴纳了承包款。但因该矿遗留问题，陈迟迟难以进矿主政。

　　济源市检察院的公诉意见显示，2005年5月份，朱鸿宾以给陈庆行摆平关系让其早日进驻顺利煤矿为由，向陈索要20万元。其后，二人在郑州某酒楼就餐，陈将消费后所剩的19万元现金交给朱。不过，问题仍未解决。陈发现该煤矿前任承包人李福来的承包期尚有5年，“朱当时不可能交矿”，遂“感觉被骗”。为了让朱退回承包款，2005年6月，陈在向朱索要上述20万元费用时，进行了录音，并以此为凭，要求朱退回承包款，否则就将其告发。

　　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与朱鸿宾交恶后，陈庆行联袂数位全国人大代表，上书河南省检察院“反映老朱的问题”，直至2009年2月17日朱被捕入狱。

　　庭审中，朱鸿宾称上述19万元为其注册私人企业——鑫源矿业的“借款”。

　　济源市检察院最终以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对朱鸿宾提起公诉。2010年11月19日，济源市法院一审宣判，其中，对朱的受贿指控未予认定。济源市检察院随后提起抗诉。目前，该案已经进入二审程序。

　　朱鸿宾身陷囹圄。不过，发端于朱的“故事”却并未落幕。

　　两大国有资产的神秘交易

　　朱鸿宾被捕后不久，河南畜牧的两大国有资产悄然变身。

　　“顺利煤矿现在已经卖给陈庆行了，老陈大概花了500多万元。”2011年2月9日，河南畜牧原副总经理郭玉祥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

　　“从2007年开始，陈庆行一直威胁我，让我将顺利煤矿以230万(的价格)卖给他，我没答应”，“陈庆行录音是为了陷害我，达到霸占顺利煤矿的目的”。庭审中，朱鸿宾曾如此辩解。

　　陈庆行则视此说为“狡辩和诬陷”。“我是上了贼船——没办法了。”2011年2月12日，陈庆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与朱反目前，他已累计付出510万元，骑虎难下的他最终于2009年8月以550万元的价格买下了顺利煤矿。“但受煤炭资源整合政策的影响，至今也没有生产过一天”。

　　而一五四煤矿也通过拍卖易主。采访中，记者辗转找到了一五四煤矿矿长陈焕军、前任矿长刘晓礼、前任承包人郑国营、现任承包人王文礼等，理出了这座煤矿易主的轮廓。

　　2009年9月1日，河南畜牧就一五四煤矿70%国有股权举行了一次拍卖，河南省禹州市华夏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华夏置业”)“以800万元人民币竞拍成功”。同年12月3日，河南畜牧与华夏置业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五四煤矿就此易帜。

　　“‘跳楼价’也得3000万元！”提起上述交易，年近古稀的刘晓礼怒发冲冠。在他看来，这次交易“等于在贱卖国有资产”。

　　《中国经济周刊》调查发现，河南畜牧2007年间曾委托某资产评估事务所就一五四煤矿资产进行评估。2008年4月7日，河南省财政厅认定该矿“截至2007年6月30日其资产总额为1010.1万元，负债总额为1072.1万元，净资产为﹣61.9万元”。引人注目的是，河南省财政厅在《关于确认一五四煤矿清产核资结果的批复》第四项中明确指出，“该单位(一五四煤矿)清产核资范围未含土地和采矿权”。

　　对于任何一座煤矿而言，土地和采矿权都是核心资产。“就好比你大舅是局长，想把单位的二手车低价处理给你，评估汽车价值的时候‘未含变速箱和发动机’。”采访中，一青年矿工与记者调侃。

　　一五四煤矿矿长陈焕军则表示，此次拍卖自己全然不知。

　　谁在操盘？

　　欲盖弥彰？

　　这一切都发生在2009年2月17日朱鸿宾被捕之后。

　　“当时，两边都在告他。”郭玉祥讲述朱鸿宾彼时的“困境”：“顺利煤矿这边，他得罪了陈庆行；一五四煤矿这边，他得罪了应华清。两边都想把他‘送进去’(追究其刑事责任)。”

　　记者调查发现，值此背景，一个“多赢”的格局悄然浮现。

　　2009年9月3日，上海警方获悉河南畜牧就一五四煤矿70%国有股权举行拍卖，当即致函河南省工商局，对河南畜牧、一五四煤矿的“企业名称、股权等予以限制变更，限制期限为二年(2009年9月3日至2011年9月2日)”。

　　此番尴尬，河南畜牧与华夏置业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亦有显示，“一五四煤矿目前因河南畜牧与他人发生纠纷，产权被上海市公安机关查封，解封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乱象横生”如是，“资不抵债”如是，“查封禁令”如是，华夏置业何以“迎难而上”？


　　上述协议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一五四煤矿70%股权转让拍卖成交价款为800万元。因河南畜牧欠华夏置业300万元到期债务，双方同意对该债务予以抵消，余款500万元已按约定支付完毕。”

　　“华夏置业原来也是朱鸿宾导演的一五四煤矿‘一女二嫁’骗局的受害者。朱鸿宾被捕后，一些人为了替朱开脱罪责，通过拍卖，将800万元中300万元直接抵偿了华夏置业的‘债务’，剩余的500万元则还给了应华清，为犯罪团伙买单……”源自河南畜牧内部的一份举报材料如此断言。

　　“这个钱还给我了，500万。是郜俊生代表朱鸿宾通过银行卡转给我的。”2011年2月10日，应华清告诉记者，郜俊生试图通过还清他的485万元“本金及利息”，了却其与朱之间的恩怨，但自己坚持追究朱的刑事责任，“不可能撤诉”。

　　朱鸿宾被捕后，河南省畜牧局安排河南畜牧副总经理郜俊生“主持工作”。《中国经济周刊》调查发现，两座煤矿的易主和应华清、陈庆行、华夏置业的“善后工作”皆由其主持。

　　2009年8月19日，河南省政府推进省直机关所属企业“脱钩改制”工作。8月22日，河南省畜牧局公布该局所属企业《脱钩改制工作实施方案》，郜俊生、河南畜牧副总经理窦立红均为该局脱钩改制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员。

　　河南畜牧的一些职工将郜、窦跻身改制决策层的这种安排，解读为“便于捂盖子”。“朱鸿宾被捕后，一些支持和包庇朱鸿宾的领导人害怕‘拔出萝卜带出泥’，企图通过改制让河南畜牧彻底死掉，给他们以前的共同犯罪作个了结。”郭玉祥说。

　　据济源市法院判决书披露，2007年9月6日，朱鸿宾为掩盖其挪用河南畜牧公款犯罪，与郜俊生、窦立红、河南畜牧财务部经理兼出纳刘红瑾密商对策，郜起草了虚假的借款会议纪要及借款协议，并将开会、借款时间全部提前。2009年1月7日，郑州市惠济区检察院介入此案，三人又与朱鸿宾订立攻守同盟，应对检察机关的侦查……

　　两大阵营各自为政

　　如今的河南畜牧已经分化为成两大阵营。一方由郭玉祥统领，一方以郜俊生为首。

　　朱鸿宾的被捕是这一格局的分水岭，而河南畜牧原掌门人苏章群的“复出”则是上述情节的前奏。

　　苏章群此前一直赋闲——2002年6月21日，河南省焦作市公安局以涉嫌诈骗为由将其拘捕，后以涉嫌贪污移至郑州市金水区检察院公诉。郑州市金水区法院、郑州市中院经审理，均判苏章群无罪。2003年12月26日，苏获得自由，后多次向河南省畜牧局相关领导提出恢复工作的要求，但始终未果。

　　苏章群入狱不久，朱鸿宾出任河南畜牧总经理。

　　“我再不出手，河南畜牧就彻底完了！”2011年2月11日，苏章群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如此解释其“复出”。这位“军转干部”称，自己将一五四煤矿和顺利煤矿视同己出。二矿前身均为军队企业，1999年，国家有关部门发布“军转地”政策，经自己争取，二矿划转至河南畜牧旗下，此后，一直为承包经营。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苏章群与朱鸿宾结怨已久，苏一直怀疑当年“被人陷害”与朱有关，遂于出狱后暗中调查“朱的违法行为”，并多次向河南省纪检、检察机关举报。其间，还指控河南省畜牧局局长谢振生、副局长杨文明等人充当朱鸿宾、郜俊生的“保护伞”。

　　2009年7月13日，两大阵营对彼此的容忍或许都到了极限，一场冲突突然爆发。

　　是日，苏章群以河南畜牧早在1993年已按照“政、企分开”原则成为独立法人，并以河南畜牧“豫牧总字(1993)第17号”《关于成立河南畜牧董事会的决定》文件为依凭，称其本人为河南畜牧董事会合法选举的董事长，要求郜俊生移交河南畜牧公章等手续。遭到拒绝后，苏更换了河南畜牧公司的门锁，并强行接管了公章、营业执照等。

　　7月14日，被苏章群接管的河南畜牧向公司各部、室和下属企业发布《关于免去郜俊生河南省畜牧业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的决定》。

　　7月17日，河南省畜牧局发表声明，称上述公章作废，并于7月23日重新刻制了“河南畜牧”的公章。河南畜牧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公司公章“从注册刻制至今一直沿用，现公章管理严格，使用合法。如有人私自刻制和运用，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此后，河南畜牧拥有“两个团队”、“两套公章”，彼此互不承认，各自为政，成为河南国企群体中的一大奇观。

　　这一切，都发生在上述两座煤矿易主的前夜。

　　“双方当时争夺公章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两大煤矿的控制权。”知情人士说。

　　《中国经济周刊》调查发现，2009年8月、9月，一五四煤矿的拍卖、顺利煤矿的交割均由郜俊生出面操作，所用公章为重新刻制，与原河南畜牧公章有着明显区别。而苏章群则就此向河南省国资委等有关部门进行举报，到处反映问题，至今未停。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2009年8月19日，河南省政府决定对省直机关所属企业进行脱钩改制，明确了此类企业“政、企分开”的基本原则和“资产移交”、“重组整合”、“改制退出”、“关闭破产”的改革路径，河南畜牧等企业名列其中。

　　“目前省直机关还直接管理着100多户企业，涉及资产100多亿元，在职职工1万多人。这种状况不仅落后于全省国企改革的整体进度，甚至在全国也不多见，已经严重影响了政府效能的发挥和企业的发展壮大，到了不得不改、非改不可的地步。”2009年8月20日，河南省常务副省长李克公开表示。

　　一场关乎企业生死的抉择日益临近。这，就是迷局的舞台背景？

　　“大厦”已倾

　　河南畜牧的商业大厦已经轰然倒下。

　　这家成立于1985年的国企在2001年间达到鼎盛时期。“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拥有资产数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控股、参股、合作企业达20余家”。彼时，河南媒体如此报道。

　　河南畜牧旗下的河南新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郑州明都大酒店、河南省绿士达有限公司、河南北方鸵鸟有限公司、郑州亚细亚旅游艺术品公司、郑州新源化工研究所、郑州生物研究所、郑州柯化精细化工研究所等诸多企业如今均已倒闭，化为过眼云烟。

　　“很多企业都死于内耗。”原郑州明都大酒店餐饮部经理何军晟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明都”是河南畜牧2000年底以承包经营方式建设的四星级酒店，总投资4000万元。开业一年，河南畜牧高层生变，至苏章群出狱时，“明都”已是“资不抵债”。2004年6月17日，郜俊生代表河南畜牧与出租方签订合同，终止了尚有十余年承包期的协议。

　　与其命运相似的还有河南省绿士达有限公司。该公司总经理刘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这家甲鱼养殖公司2001年时年产5万斤，纯利润100多万元。受累于河南畜牧的内斗，无人管理的“绿士达”很快也于2003年间关门倒闭。

　　2011年2月11日，《中国经济周刊》向河南省畜牧局提出采访要求，该局办公室主任王全周表示联系相关人士后即作答复。但截至记者发稿，该局无任何消息。

　　冬日的阳光下，一五四煤矿如今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喧嚣，呈现于公众视野的是一场对峙：在煤矿资源整合中接手的郑煤集团因其问题复杂不愿入驻；现任承包人王文礼要求巨额赔偿才肯退出；华夏置业至今未能开采；部分员工指责主管部门领导渎职，仍在奔走呼告……

　　“这场争锋表面上看反映的是单个企业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微观问题，实质上反映的是整个国企改革方向，即产权制度改革是否正确的宏观问题。”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杨郑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剖析。

　　杨郑生认为，公司治理结构问题是国企乱象的“症结所在”。目前，承担国企管理层选拔和监督约束职能的政府官员并非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他们拥有国企的最终控制权却没有收益权，既不能享有决策带来的收益，也不用为决策造成的恶果承担责任。国企管理层也存在同样问题，因为他们与政府官员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置“国企所有者虚置问题”于不顾，关注国有资产的流失与经营者的操守，无异于“因小失大”。

　　“产权制度改革是国企引入承担资产损失责任主体的最有效途径。”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放生曾如此建言，“借助产权改革，让外资、民资、管理层等各类资本参与到国企管理和发展中来，将国企改造成混合所有制企业，构造出相互制衡的多元投资主体。只有投资到位、权利到位，责任才能到位。”

　　产权制度不改，悲剧或许重来。河南畜牧的问题是，怎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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